实体方面，实行司法控制可以减少错误的盘查，保障公民的自由权

我国对于劳动权的立法措施包括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这三部法律从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完善劳动合同制度、促进就业三个方面落实了宪法所确认的作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劳动权。[51] 1988年《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于1988年6月28日经国务院第十一次常务会议通过，自1988年8月1日起施行。

3、司法解释和法律漏洞之填充从绝对意义上看，任何法律都需经过解释而适用。三、立法裁量及其掣肘立法裁量是指立法者关于法律内容（立法内容之裁量）具有决定权或关于是否立法的决定权（立法制定之裁量）。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并没有在其资源可利用范围内，帮助和保障那些开普敦市区没有土地、没有住房且生活极其贫困的公民。我国宪法分别规定了公民的劳动权（第42条）、劳动者的休息权（第43条）、退休人员社会保障权（第44条）、公民获得物质帮助权（第45条第1款规定了社会保险权、社会救济权。然而，在另一方面， 宪法性文件（基本法）规定得如此笼统，宪法审查又如此克制的德国，实际上却是世界上提供社会福利最多的国家之一，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除此之外，还有司法解释。苏布拉姆认为根据南非1996年宪法阿廷顿医院无权拒绝对他的治疗，于是他于1997年7月向高等法院德班分院提出紧急的申请要求法院发布一个命令使阿廷顿医院接受对他的治疗。最后，提供未列举基本权利的保护。

[6]范式存在的前提是科学(学科)共同体的独立存在。这决定了基本权利研究是在认同而非质疑基本权利规范正当性的前提下进行的，也决定了宪法释义学是一种内敛而非外弛的研究方法。基本权利释义学是一个致力于规范含义发现的解释事业，是在遵循基本权利普遍原理的前提下，参考特定学说，依据本国概念，服从宪法解释方法确定基本权利含义。政策性阐释是对个别基本权利的理论、功能与现实意义的阐述与分析，它是社会学而非法学的。

对一些基本概念认识的混乱与悖谬依然是中国目前基本权利研究中的客观实存。二、基本权利概念的本土化首要的问题是基本权利概念的本土化。

危机导向革命，新的典范就要应运而生，代替旧的典范而成为下一阶段研究的楷模。中国宪法文本没有明示的隐私权条款，以解释学方法阐释中国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即可容纳对隐私权的保护。[7]参见成功大学许育典《从部门宪法到部门法制的公法体系新建构：以教育宪法建构教育法制为例》，于2011年清华大学举办的两岸四地公法发展新课题研讨会上提交论文。这一原则就是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这与德国以人的尊严为基础的隐私权形成很大区别。至于何种基本权利采用何种保留，不能一概而论，应端量个别基本权利宪法上的规定、规范内涵，视个案情形而定。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理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是相互的，而非单向度的。第三，表明基本权利受公共利益的限制。

该认识只在统治行为或者管理关系的意义上成立，是一种依据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政治属性而非法律属性得出的认识。他在此书中特别指出，拉班德国法学研究的要旨在于实现宪法与政治学的分离。

宪法第51条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利益，是二者互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规范表达。宪法历史解释方法不等同于宪法史研究。

[8]伴随着安乐死与同性婚姻，美国隐私权已逐渐发展成为有关个人私生活的自我决定权。一方面，公民享有基本权利须伴随着履行宪法义务，例如服兵役与纳税。实践发展、研究队伍、学术视阈、方法锤炼等多重因素决定中国前期研究多局限于个别基本权利的讨论，且各基本权利的研究深入程度亦不相当。【作者简介】郑贤君(1964—)，女，河北赵县人，教授，法学博士，从事宪法学基本理论、基本权利、地方制度、宪法方法论研究。进入专题： 基本权利 宪法释义 。严格而言，两者都是在解释宪法，只不过以何者作为佐证确定宪法规范含义：是拘泥于宪法文本文字本身，还是从生活事实中提炼规范。

四是没有运用宪法解释分析基本权利规范，特别是视情况而定分别或者综合运用文意、原意、体系与目的解释的方法习得规范含义。权利法案所列的具体保证有自己的阴影地带，它的形成来自支撑权利法案存在的条款的辐射，几个明示条款的伴影交叠创造出隐私区域。

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在体现法律关系主体平等地位的前提下又融进了其他含义。[2]在该状态下，特定学科具有固定的研究对象，使用特定与共通的研究方法，寻求对某一问题的解答。

反之，若某一学术团体内部成员缺乏相同信仰与共同的价值信奉，不遵循既定的学科技术规范，则该团体不能称为科学共同体，而只能是草台班子。中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个人在行使基本权利时不得与他人权利和利益相冲突，意味着基本权利价值适用于水平的私法关系。出身法国者，必对Dugiut之学说服膺拳拳。[6]德国学者在指出德国公法学的实证主义转向时认为，激发国家法摆脱政治有双重原因，一方面想摆脱作为革命创伤失败的痛苦回忆的政治，另一方面想摆脱作为阻碍公法‘建构法学的政治。后者的目的不在于寻求与确定规范含义，而是讨论某一规范产生的背景、历史、作用等。

结语围绕规范形成思想，发现意义，重视并习得从规范中提炼宪法精神，结合基本权利的一般原理明确规范含义是宪法释义学的基本立场与方法。参见米歇尔?施托莱斯《德国公法史：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452—458页。

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盲目将西学奉为圭臬，既说明学者宪法文本意识匮乏，亦无助于对基本权利概念的普遍理解，难以促成基本权利概念的中国化。

例如，言论自由的核心是言说与表达，如果一部禁止表达的法律侵犯了言说这一核心，意味着侵犯了言论自由的内部界限，为宪法所禁止。一般认为，民法调整平等主体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宪法规范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不对等性。

体系化可化约为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固定的研究对象属于实体内容，共通的研究方法属于程序规则。当这种困难达到了一定程度时，这门学科的性质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基本性的变化，换言之，即‘科学革命。需要说明的是，寻求一般社会科学方法服务于宪法解释与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基本权利有本质差别。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的规模尚弱，其学术代表性不突出，对相关国家理论的吸收、消化与借鉴也未见彻底。

基本权利有绝对保护主义与相对保护主义两种。中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台湾宪法学释义学存在脱离宪法文本的情况，并非因为直接移植外国宪法学理与概念，而是受到长达四十多年政治历史因素制约而成。

信仰、价值与技术各不相同。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促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

第六，确立基本权利相对主义原则。且弱势群体或低收入阶层的存在是制度与经济政策使然，已超出法律范围，属于政治与社会问题